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

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

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

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

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

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

何去何从?难以决定。

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

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

&ldo;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rdo;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

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

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

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ldo;流学&rdo;。

这些高级&ldo;衙内&rdo;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

&ldo;此地信莫非吾土&rdo;，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

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

手中几乎没有余钱。

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

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ldo;阮囊羞涩&rdo;，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

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