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

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

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

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

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

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ldo;客树回看成故乡&rdo;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

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

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

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

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

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

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

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

到了北京以后，一片&ldo;落叶满长安&rdo;的悲凉气象。

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

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

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

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

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

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

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

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

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