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

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

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

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总之我们认识了。

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

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

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ldo;清华学堂&rdo;的高大的楼房内。

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

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

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

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

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

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

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

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ldo;南乔木&rdo;，胡乔木号&ldo;北乔木&rdo;）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

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

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ldo;世事两茫茫&rdo;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

信开头就是：&ldo;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rdo;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

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

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我同意了。

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

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ldo;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

&rdo;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ldo;毛主席&rdo;，所以用了&ldo;毛先生&rdo;这一个词儿。

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

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

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

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

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