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

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

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

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

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

这真是意外的事。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

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

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

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

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

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

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

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

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

我本来容易动感情。

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

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

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

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

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

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

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

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

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