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

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

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

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

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

。

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

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

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

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

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xxxx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

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

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

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

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

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

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

他害怕极了。

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

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

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

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