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反帝及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援越抗美即是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具体体现；另外，真心实意地援助越南，也是对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反击。

事实上，在中美两国寻求缓和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尼克松和他的谋士们改变对华政策并不是因为对中国有什么好感，而是其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的目的使然。

推迟世界大战，促进世界人民革命，实际依旧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

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这种务实与革命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

所谓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

[3]由此，支持越南抗战和取得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越的方针、目标也是贯彻始终的。

越战结束后，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统一事业。

[4]尽管1973年6月中国方面没有同意越方提出的1974年援助80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但是该年一年的援助总额仍然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13亿美元的现汇。

[5]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继抗美救国战争之后，又赢得了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

而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国在对美苏和对苏越两个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从大的趋向上看，中国外交方针的侧重点这时已开始了由革命向务实的转变。

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未能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并且还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面对来自南方的苏越联盟的新的挑战。

第二，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

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

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第三，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

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

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

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第四，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

进入60年代，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70年代初，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

而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