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毕竟不存在温情，民族情感也总要超越意识形态，留下的实际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力量对比的总趋势，故而，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往往是脆弱的。

60年代初期以来，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呈瓦解之势。

与此同时，美苏缓和，不结盟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分化和改组。

无论是戴高乐1965年关于世界存在美、苏、中、西欧、亚非拉第三世界&ldo;五大实体&rdo;之说，还是尼克松1971年关于美、西欧、日、苏、中&ldo;五大力量中心&rdo;之论，抑或毛泽东1974年关于&ldo;三个世界&rdo;的划分，其反映的现实就是，50年代僵化的两级结构已经开始动摇，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

这种状况不仅使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各种不同形式的三角关系开始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上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和变化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的现实，赋予了中美苏、中苏越关系以新的含义。

在印支战争的舞台上，中美苏越之间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

尤其是中美苏关系完全突破两极结构，进入到单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三角外交的进程中。

虽然中国在三边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还无法与美苏比肩而难以构成三角均势，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三角外交应该说已纳入到了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

与此相对应，中苏越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其关系也带有了某种三角战略的色彩。

在第二次印支战争后期，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互动影响，交叉重叠，敌友转化，扑朔迷离，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依赖，外交游戏做得复杂而多彩。

就美国方面言之，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

为此，美国对三角外交战略的最初运用，便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从苏联方面来说，其亚洲政策的主旨不仅在于与美国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国。

为此，它不但将对越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而且还极力拉拢越南，联越抗衡中美之间的联合。

对中国方面而言，苏联已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首要敌人。

为此，中国调整对外战略联美抗苏，并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

而就越南方面来说，它要获取中苏最大的援助以抵抗美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反苏政策及对美政策的影响下，又要依靠苏联抵制中国的压力，最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中美。

尽管在这两个三角关系中，各国力量的对比并无均势可言，中国、越南相应都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边，但是，美苏两国毕竟也受到这两种小三角格局的制约，不能左右逢源。

中美苏越四方虽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却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自己的战略利益。

此外，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

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中又增加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这即使中美苏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区的、局部的性质，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