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中国文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发生过重大变革，至今研究孔氏学说的学者，分成二大营垒:其一信仰“古文”

的经书本子，所谓古文据说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间，得免燔灼，而经后来坏壁发现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

书本，这是年老儒生口授传诵而笔录下来的，这些老儒生系将经书熟记，幸免于暴秦的厄运者。

但从此以后（纪元前二一三年）屡有写作，在形式上有比较不甚重要之改进，此等写作对于孔氏经书之深入中国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贡献。

凡符合于孔氏经书早期写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学的传统，继汉代以后者尤然。

一个中国学生，凡能诵读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训练诵读第十三世纪、第十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著作，亦犹现代艺术家之欣赏维纳斯、欣赏罗丹之作品同样容易。

倘令古代学术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学之传统势力还会这样雄大，而中国人的心理还会这么保守吗?怕未见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变的文言之产生，致与口语判离而使寻常学子几难于通畅。

至于发声组合的字体，天然将依随现行语言的变迁与惯用语法。

书写的语言如其不甚依赖发声，在惯用语与文法方面，获得较大之自由。

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语的法则，它有它自己的结构法则和大量的惯用语，系自历代著作收集而来的文学成语。

如此，它乃产生一种独立的实体，多少是服从文学范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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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与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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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代之进展，此文学语言与当代通行语言间之差别，愈来愈巨，直至今日，学习古代语言，从心理上感到之艰难，几等于学习外国语言。

普通句段结构之法则，书写的文言与口说的白话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仅把古文字眼填入现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写成一篇古文了。

例如一个简单的连语“三两银子”

，在文言中却要变更造句法，写成“银三两”

;又似现行语中说“吾从未见过”

，古文中的惯用语为“余未之见也”

。

此目的格的一字，经常置于动词之前，倘其动词为否定格的时候。

现代中国学生是以常易犯语风上的错误，有如英国学生在学习法语时之说jevoisvo，恰等于学习外国语言。

在一个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范围广泛地使用法之熟习，是以练习之时，经常累月地背诵古代杰作亦为免不了的手续。

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畅通外国语言一样，也就很少中国文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

实际上，中国今日仅不过三四人能写流利的周代经典式的古文。

吾们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这种书本上的语言，此在外国人固非难于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