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

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

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

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

。

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

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

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

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

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

。

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

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

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可取之处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

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

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

满族旗兵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操作——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

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

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出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

所谓家族，非为世袭的阶级而为社会的单位组织。

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说不尽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

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能亲眼经历:某些人家，怎样由贫贱而兴隆;某些人家，怎样由富贵而衰落。

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无论在中国或在欧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为之维系，却是被我们的放荡的败家浪子所维系着，像有位学者曾这样指出过，此等浪子在中国出品颇为丰富，他们的阔绰的挥霍，使富贵家系的永续成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

文官考试，像中国的科举之类，常可使怀才的志士从社会底层升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