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详情，中国小说家常无厌地乐于描写，这些详情是那么真实，那么切人情，那么意味深长，吾们人类，谁都受了它们的感动。

那不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吗?那时阖家儿自女主人以至佣仆个个沉浸在睡乡里了，黛玉却独个儿坐在珠帘的后面，不是听得那鹦哥呼唤着主人的名字么?那又不是八月十五吗?那是一个不可忘的中秋佳节，女孩儿们和宝哥哥又挤拢在一起，一边持螯对酌，一边儿做诗了，起了劲儿，你吾揄揶一阵子，狂笑一阵子。

多么快乐，多么醉人啊!但是这样美满的幸福总难得长久，中国有句俗谚，叫做月圆易缺，花好易残，又多么扫兴啊!或则那不是一对儿天真的新夫妇，在一个月夜第一次别后重逢吗?他们俩坐在小池的旁边，默祷着花好月圆的幸福，可是一会儿黑云罩上了月儿，远远里听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什么嘈杂声，好像一只漫步的鸭子被一条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声。

第二天，这年轻的妻子禁不住浑身发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热病来了吗?人生的这样犀利动人的美丽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笔墨记载的。

这个尘俗的人生之表现于文学，从不嫌其太切实也不嫌其太庸俗的。

一切中国小说之特点，为不厌求详地列举琐碎家常。

或则一个家宴中的各色菜肴，或则一个旅客在客舍进膳的形形色色，甚至接着描写他的腹病，因而趋赴空旷地段去如厕的情形，空地固为中国人的天然厕所。

中国小说家是这样描写着，中国的男女是这样生活着，这个生命是太充实了，它不复有余地以容纳不灭的神的思想了。

中国人生理想之现实主义与其着重现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学说，孔教精神之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

从这两大哲学家的个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来宗教与诗和中国的现实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对照的根本不同性。

孔子学说，干脆些说，不是宗教，它有一种对待人生与宇宙的思想，接近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

世界上有这样的伟人，他们不大感兴奋于未来的人生，或生命不灭，或所谓神灵的世界等等问题。

这样典型的哲学决不能满足日耳曼民族，因亦不能满足希伯来，可是它满足了中华民族——一般地讲。

我们在下面将讲到，就是中华民族也不能感到充分满足，可是它的缺憾却给道教、佛教的超自然精神弥补上了。

但是此种超自然精神在中国好像一般地与人生的理想有一种隔阂而不能融和，它们只算是一些精神上的搭头戏，所以调剂人生，使之较为可忍受而已。

孔子学说之人文主义的本质可谓十足地纯粹，虽后来许多亚一等的人物，文人或武将，被后人上了尊号，奉为神祗，但孔子和他的弟子从未被人当作神祗的偶像看待。

一个妇人受了人家的暴辱，若能一死以保持其贞操，可以很迅速变成当地的神祗，建立庙宇，受民间的奉祀。

人文主义的性质，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说明:三国的名将关羽被人塑为偶像，尊为神明，而孔子则不被人奉为神像，祖庙宗祠里的列祖列宗亦不奉为神像。

那班捣毁偶像的急进党倘欲冲进孔庙，乃未免太无聊了。

在孔庙和宗祠里头，只有长方的木质牌位，上面写着这牌位所代表的姓名，它不像个偶像，倒像个人名录。

无论如何，这些祖宗并非是神祗，他们同样是人类，不过已脱离了尘世，故继续受子孙的奉养，有如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