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在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ldo;任意侮辱韩廷君臣&rdo;。

&ldo;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

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rdo;[9]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一些海外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游刃自如呢？

失着（1）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古阜郡被起义军占领后，朝鲜政府又派遣京军壮卫营前去镇压。

壮卫营就是当年袁世凯随庆军入朝时，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

意在展露自己的训练成果，袁世凯特别电报李鸿章，请求派出正停泊在朝鲜仁川的北洋海军军舰&ldo;平远&rdo;号协同作战，重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务的事端。

得到袁世凯的奏请，既想让朝鲜局势尽快重归平静，也想在属国面前展露一番上国军力的威势，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照办。

5月12日，袁世凯报告李鸿章&ldo;&lso;平远&rso;初五到群山卸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饥寇负隅，似不能久支&rdo;[10]，李鸿章当即将这一喜报转奏清廷。

然而几天过后，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告知从海关税务司赫德处得到&ldo;韩兵大败&rdo;这一截然不同的消息，询问&ldo;赫言与袁道电互异，究竟情形如何？&rdo;，同时总理衙还得到了&ldo;倭以&lso;平远&rso;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rdo;的突发消

息，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

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前往进剿东学党的壮卫营已经大败兵溃。

袁世凯不得不极没光彩地承认自己此前的判断过于乐观，&ldo;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rdo;[11]，对日军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一敏感话题，则一口予以否认，称&ldo;未闻日有派兵说&rdo;。

[12]按照处理涉外问题的习惯，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当即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便高层决策判断。

5月26日中午，&ldo;未闻日有派兵说&rdo;的消息顺着电报线从天津发往了北京。

几个小时后，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电文之间的内容显得极不寻常。

电报称，&ldo;平远&rdo;舰运送朝鲜军队从仁川出发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ldo;&lso;平&rso;去何为？&rdo;，朝方回答&ldo;以借送韩兵&rdo;，日人追问&ldo;华兵下岸否？&rdo;，在得知中国没有水兵登岸后，日方提醒&ldo;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

&rdo;[13]

&ldo;按乙酉约知照&rdo;，即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里的第三条规定，&ldo;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rdo;[14]1885年的《天津条约》，作为袁世凯在甲申事变中鲁莽行动的善后，是中日两国约定的未来朝鲜再出问题时的外交措置预案。

然而约文中实际存在大量文意不明的漏洞，上述第三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一条文规定的前提&ldo;发生变乱重大事件&rdo;本身如何界定，显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日中两国一起出兵或各自出兵皆可，所谓的知照只不过是告知对方，而并没有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约束。

也就是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在告诉对方后都可以派兵入朝。

至于最后的撤兵约定，怎样才算&ldo;事定&rdo;，也没有明确标准，这些都为甲午之祸留下了伏笔。

失着（2）

日方此时提出这一条文的举动，已经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具外交头脑，应当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以文本形式对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的举措做出具体约定，杜绝患害。

然而派在朝鲜担负外交使命的袁世凯，并没有经过任何近代国际法知识的系统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交涉完全是懵懵懂懂，仅仅停留在控制住朝鲜朝廷就大为满足的层面。

对日本人提出《天津条约》条款的情况，袁世凯竟判断为&ldo;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rdo;。

本着对日本全无警惕的心态，袁世凯在朝鲜朝廷内仍然以太上皇的姿态，大包大揽。

针对当时朝鲜朝廷内出现的向中国乞兵镇压东学党的声音，5月26日，袁世凯与力主此议的朝鲜权臣、闵氏外戚、内务府督办闵泳骏秘密商谈，袁世凯首先发出&ldo;朝鲜文武官员无人&rdo;的言论，闵泳骏不解何意，袁世凯进一步解释，&ldo;方今东学党跳梁逞凶，韩廷无能制之，招讨重任仅委洪启熏孺子，怎不误国……余谓朝鲜无人即为此&rdo;，闵即问&ldo;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rdo;，这话正中袁世凯下怀，遂异常兴奋地称&ldo;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十日，必将讨灭之&rdo;。

[15]

拿到袁世凯的保证，闵泳骏极力游说朝鲜国王李熙正式行文请中国出兵。

6月1日，朝鲜群臣会议，会上李熙担心如果中国出兵后日本也派兵前来，到时局势无法收拾．与袁世凯密议多日的闵泳骏为促成此事，尽快清除东学党威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言之凿凿的袁世凯身上，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

在东学党势力日炽的压力下，当天朝鲜政府决定正式呈文向中国求援。

自从琵琶湖事件后，日本政府中鹰派占据上风，始终进行着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多次寻找机会挑起事端。

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敏锐地觉察到可能会寻找到开战的口舌良机。

得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这一举措，6月2日，密切关注中朝动作的日本驻朝代办公使杉村濬派遣书记员郑永邦拜访袁世凯，向其散播外交迷雾，以促成中国派兵，从而为日军也进入朝鲜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