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还叮嘱：&ldo;做成模型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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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

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ldo;是这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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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则说：&ldo;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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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

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

他也是中共&ldo;一大&rdo;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

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

包惠僧出席过中共&ldo;一大&rdo;，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

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ldo;一大&rdo;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

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

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

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ldo;一大&rdo;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ldo;一大&rdo;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

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

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

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ldo;一大&rdo;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ldo;裁决&rdo;。

他说：&ldo;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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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ldo;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rdo;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