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女性主义

在女性主义之后，在新的世纪，一种新女性主义悄然登场。

新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非常务实，不擅理论，几乎是非意识形态的。

它只是就问题说问题，并不去涉及总体规划和前景。

它只讲策略，不讲战略；只讲具体，不讲抽象；只讲个人快乐，不讲群体利益；只讲妥协合作，不讲斗争；只讲实际，不讲理论。

如果一定要追究其理论背景，也许可以勉强追溯到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说、反对宏大叙事以及倡导局部理论的思潮。

以新女性主义者沃特（natashawalter）为例，她根本不提男权制和男性权力的理论，非常实际。

她的女性主义欢迎女性也欢迎男性，欢迎保守派也欢迎左派社会主义者。

她将政治与个人分开，害怕争取政治平等要以个人的快乐为代价。

她担心在否定了消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之后，女性主义会走向清教主义和对性的否定。

她提出的五点行动计划是：第一，工作世界的革命化；第二，创建全国育儿网络；第三，鼓励年轻男性分担家务；第四，援助贫困女性；第五，援助面临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

（dunphy，129）

新女性主义接受家庭和异性恋，拥护权力。

她们说：“你可以得到一切，但你不可以在同一时间得到一切。”

它倡导女性要搞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过去的女性主义那样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工作与家庭对立起来。

曾任全美女性组织领袖的弗里丹将当初女性走出家庭的主张定位于“第一阶段”

，提出了新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

学说。

她指出：女性在第一阶段外出工作（她称之为找回黑夜）；在第二阶段，女性须与男人一起找回白昼：坚决要求重新获得对曾被称为女性领域的家庭、孩子的人性支配；在工作、工会、公司、职业中加入男人的行列，获得对工作的新的人性的支配。

（弗里丹，2000年，第299页）

弗里丹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图景描绘为走出家庭和回归家庭这样两个阶段。

她说，现代美国女性主义的第一阶段，家务劳动和住房仅仅被看成某种女性主义者想要从中解脱出来的东西。

第二阶段应该聚焦于家庭内部及宽泛的、实际上应该说是家庭概念之内的家政革命。

（弗里丹，2000年，第335页）

著名女性主义科学家凯勒（keller）也批评女性主义事事都要讲究政治正确性的作法，批评“冲突伦理”

。

她主张，不要总是要求人们“选对阵营”

，而要注意到人们的差异。

她认为，“我们不应当总是划分正确与错误。

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幻象多于真实，对于完成政治或学术的任务毫无补益。”

（转引自hopks，3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