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化课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2）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ldo;大门口的陌生人&rdo;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

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ldo;旧戏&rdo;。

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

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

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

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

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ldo;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

&rdo;（《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

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

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ldo;粮子&rdo;（过去对士兵的称呼）。

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

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

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ldo;烧先生&rdo;、&ldo;打学堂&rdo;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

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

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

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

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

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了。

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

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

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

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