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艺，是老舍同时代许多满人的一大特点。

老舍也不例外。

生前身后，他得到过诸多的称谓：小说家、戏剧家、曲艺家、散文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书法家、书画鉴赏家……真是个&ldo;拳打脚踢&rdo;的多面手。

早年，他参与了把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晚年，他又把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作品《苹果车》译成中文。

各种才艺融会贯通的老舍，抗战八年间，担任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繁重会务，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写出了三部长篇、六七个短篇、一部长诗、八本话剧、四五出戏曲，以及没法估算的杂文、鼓词、数来宝等形式的作品，简直令人为之目眩。

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里面，也许再没有人比老舍更热衷于俗文艺及民间曲艺了。

抗战期间，他深入民间艺人，如饥似渴地钻研相声、大鼓、快板、扬琴等曲艺形式，不但给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段子，还曾经亲自粉墨登场和民间艺人同台献艺。

20世纪50年代初，他为了让旧的相声艺术获得新生，把写相声新作当成本份事，做了大量让人们铭记不忘的工作。

由他倡导，北京出现了一个以各种曲艺曲牌来设计唱腔的新剧种‐‐曲剧，他还为这个剧中写了第一出大戏《柳树井》。

最叫人们玩味不尽的，是他时常在小说和话剧创作中巧妙地融入曲艺艺术成分，从《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直到《茶馆》，都让曲艺艺术在中间放射出迷人的魅力。

许多人讲起老舍跟曲艺艺术的不解之缘，都在赞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不避世俗眼光，不端名人架子，甘愿为民间艺术登大雅之堂鸣锣开道。

这样的评价固然不错，而殊不知，他对曲艺艺术的特殊情感，还是来自于他的满族文化根底。

说唱艺术原来就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渔猎生产阶段的习惯嗜好。

入关之后，都市旗族把这种嗜好移植到&ldo;清音子弟书&rdo;、&ldo;八角鼓&rdo;等新创制的满族曲艺样式上头，一批文化水准很高社会地位较低的满族文人，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鼓书名段子，这些作品不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而且据大学者郑振铎评价，是有效地扭转了中国汉语文学历来极为短缺长篇叙事诗的局面。

老舍自幼就生活在本民族曲艺嗜好的包围之中，他太熟悉太热爱这些地地道的民间&ldo;玩意儿&rdo;了，一旦社会有需求，他就会立即去取来这件艺术上的轻武器。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我们以上谈到的已经不少了。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大题目下面，恐怕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应当说到的，那就是，作为一位满族出身的杰出作家，老舍并不仅仅是在作品中写了他的民族，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艺术风格，他还充分感受着时代的精神洗礼，站在20世纪人文与社会性思考的制高点，充分利用自己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文化位置和心理感受，向创作里面注入了极其严肃的沉甸甸的思考。

老舍生在满民族的多事之秋，这个曾经奋发、曾经辉煌过的小民族，到了老舍的时代，正面对着空前的坎坷跌宕和沧桑沉浮。

老舍的一生，是与出身其间的满民族休戚相关的，作为一位大作家，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过超乎常人想像的沉思与反省。

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高度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

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有很自觉的思考。

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

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