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某一天，见到一位异性，面貌有些像他的前女友，他又胡思乱想了。

第二天，第三天，以后每天，竟都见到相似之人，不是头发，便是衣裙，或一或二，或竟一日数十见，他便赶紧回家，躲在屋里了。

如果说他是境由心造，但世上的大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人类社会，总有一些力量，影响着各地的风貌。

有个词叫“现实”

，在日常用法里，它并不是指全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特指那些对个人意志有威胁意味的事情。

某种现实，在某种社会中，当真会笼罩一切，威临一切，没有什么事物，大到山川的面貌，小到一块一粒，无不提醒着它的存在。

如果它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一切都好，但如果相反，那可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前面提到顾炎武。

顾炎武后半生有二十多年在北方游历，我读他这一时期的文字，不免要揣测他的心理。

他有这么几句诗：

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飘荡。

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

自然界确实能够安慰人心，一个人心事再重，总有一部分本质，会响应自然之律，旷然起来。

可惜只是一部分而已。

清初的明遗民，寿则多辱，顺治年间便去世的一批人，可以至死不相信北方的野蛮人能够长踞关内。

尽管历史中野蛮人以武力打败文明社会，有着源源不断的先例，但这些人的幻想，一时不乏燃料。

同道间的彼此鼓舞，谣言与错误的分析，天下未定时的乱离之相，以及他们的历史理论，其中便包括对文明的狭隘理解，这些以及其他因素，成了反抗者咀嚼不尽的食粮。

等到康熙年间，天下太平，人民习惯了头顶的发型，连顾炎武这样的人，也有人批评他妥协了。

顾炎武活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他的精神历程，有着痛苦的丰富。

他写过这么几句话：“当人心沉溺之久，虽圣人复生，而将有所不能骤革，则莫若择夫荒险僻绝之地，如五台山者而处之，不与四民者混。”

现在看来，他没有说到事情的关键，不过那绝望的心情，还是跃然纸上。

至于自窜于“荒险僻绝之地”

，不合他的性格，故而也做不到。

他后半生的心境与早年不同，所谓光复，存其志可也，其事则绝无希望。

这一点，他越来越明白了。

所以他的北游，虽然多与遗民相往还，还是意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温暖一下，至于联络四方志士，实已不再是动机。

他的注意力，也移到了学术上，且与新朝的几乎每一位臣民一样，食则饱，饥则恐，见到小猫就分泌点多巴胺，见到老虎就涌出肾上腺素，所谓人之常情，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是不接受指责的。

至于三年不言、枕戈待旦之类的故事，只有原教旨主义者才喜欢。

心事可以缓解，却没法子全都消去。

顾炎武后期的一些著作，很多是成于旅途中的，谈历史，谈地理，事在千载之外，心仍在方寸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