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起，《生活》周刊连续报道交通部长王伯群营私舞弊的丑闻，并断然拒绝了王的巨款收买。

邹韬奋在《信箱》发表言论说：&ldo;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rdo;

9月1日，历经世变沧桑的《申报》在《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ldo;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

&rdo;&ldo;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rdo;，&ldo;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rdo;。

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12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ldo;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rdo;，力图&ldo;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rdo;。

《大公报》、《申报》和《生活》周刊的价值取向容或有别，但&ldo;登载确实的消息&rdo;、&ldo;发表负责任的评论&rdo;，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一致的。

这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也是蒋介石继续挥舞大棒、严加控制言论的一年。

1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无疑是一部严刑峻法，凡从事&ldo;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rdo;的，处死刑；凡与此有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或告诉别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自由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自由思想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1、2月间，南京政府相继颁布《电影检查实施细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

舆论控制延伸到了当时新兴的电影业。

从1929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多达531种。

仅据这年9月国民党长沙党务整理委员会编印的《工作报告书》统计，凡是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三党、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书刊都被冠以&ldo;言论反动&rdo;的帽子查禁、查封、查扣，共计228种。

10月7日，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更严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

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49家出版社联名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与言论出版自由相背离的《出版法》及细则，&ldo;停止党政军机关对于书籍之检查搜索&rdo;。

面对无限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新闻检查、邮电机关遗失报刊的屡屡发生，以&ldo;言论报国&rdo;为天职的张季鸾们更是痛苦无比，8月3日，《大公报》发表《新闻界何敢有奢望！

》社评，国民党向当局提出三点&ldo;卑微&rdo;的要求：&ldo;一、检查电报，勿过无理取闹。

二、拍发电报，务予迅速痛快。

三、邮递新闻杂志，当事者多为注意，勿令动辄遗失。

&rdo;

10月到11月间，有国民党权贵作后台的上海《时事新报》，一次就解雇了记者、工人16人，编辑部同人集会抗议，报馆又将10多名参与集会的编辑记者一并解雇。

未被解雇的同人愤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

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报界工会等纷起声援，迫使《时事新报》收回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