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胡适他们相呼应，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也提出了遭中央政治会议否决的《人权法原则草案提议书》，但更多的是一片&ldo;呈请缉办胡适&rdo;的

胡适等人的《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

声音。

2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

5月3日，《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

当月15日，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

面对国民党的打压，《新月》没有退缩，罗隆基、梁实秋仍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

11月4日，罗隆基以&ldo;言论反动，侮辱总理&rdo;等罪名被捕。

尽管在胡适、蔡元培等奔走下，他当天就回到了家中。

但他还是愤然写下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现身说法谴责&ldo;党治&rdo;之下无人权，指斥&ldo;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

这是党治的耻辱&rdo;。

国民党岂能善罢甘休，教育部一纸命令，就要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砸他的饭碗。

这是当权者对付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

在北方，4月23日，阎锡山控制的北平当局警告《大公报》接受蒋介石的贿赂，在言论上袒蒋。

第二天，&ldo;两姑之间难为妇&rdo;的《大公报》刊出《本报特别启事》，&ldo;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

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

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

&rdo;4月25日又发表《诉之公众》社评，重申&ldo;四不&rdo;方针。

4月26日，再度发表《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社评，呼吁批评自由。

7月15日，《大公报》发表《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社评，批评国民党执政以来摧残言论、压迫报界甚于北洋军阀时代。

7月24日，在《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社评中，再次指出&ldo;锢闭思想，干涉言论&rdo;是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表示&ldo;一方面应为言论之自由奋斗，一方面亦应为言论之价值努力。

&rdo;9月1日，《大公报》在《本报续刊四周年纪念感言》社评中表示，&ldo;作一忠实之报告者评论者&rdo;，&ldo;对于政治上，始终不逾越新闻记者地位之范围……虽力争自由之言论，但政治斗争则不参与&rdo;，也就是以言报国，论政而不从政。

在国民党一党治下，民间报纸试图保持独立发言的地位的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与新闻检查之间是不相容的。

《大公报》的努力也因此才值得尊敬。

胡适称&ldo;中国新闻纸以天津为第一&rdo;，这是他最早给予《大公报》至高的评价。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一、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

二、报纸新闻，应不加限制，只对法律负责；作者负责任的言论，也应允许尽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