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甚至充满怀疑的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ldo;大声疾呼，极端抗议&rdo;，呼吁停止杀戮&ldo;全国有志青年&rdo;。

7月30日，他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从人权角度再次呼吁停止&ldo;军治杀人&rdo;，抨击国民党滥杀无辜的行径‐‐&ldo;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rdo;。

我们更忘不了这一年他着名的&ldo;二骂&rdo;，11月4日，他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痛骂汪精卫，&ldo;特以&lso;好为人上&rso;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rdo;。

12月2日，他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炙手可热的蒋介石&ldo;不学无术&rdo;，&ldo;自误而复误青年&rdo;。

连在苦雨斋咀嚼苦茶，构建&ldo;自己的园地&rdo;的周作人也愤怒了，从5月到10月，面对李大钊的被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被杀，他在《语丝》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声音，《谈虎集》中触目都是《人力车与斩决》、《&ldo;斩决&rdo;共党》、《怎么说才好》这样的短文。

他说：&ldo;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

&rdo;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他也谴责了文人帮凶吴稚晖，并对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却&ldo;视若无睹&rdo;表示强烈不满。

敏感的作家郁达夫早在1月7日就写下《广州事情》，直言&ldo;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rdo;。

他的坦诚使他遭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朋友的批评。

在亲历上海流血一幕后，4月28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ldo;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

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

&rdo;他指名道姓地说&ldo;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rdo;，并谴责他的&ldo;高压政策、虐杀政策&rdo;。

此文在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上一发表，国民党军警即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查问郁达夫的下落，他因事先去了杭州才得以幸免。

9月11日，风声已过，他回到上海，在《民众》旬刊发刊词中说：&ldo;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rdo;。

两个月后（11月19日），他主编的这本旬刊就被绞杀了。

10月，创办了三个&ldo;世界&rdo;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创《民生报》，&ldo;小报大办&rdo;，一份以&ldo;敢言&rdo;着称的报纸出现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独自创办了&ldo;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rdo;‐‐《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

其时与&ldo;四一二&rdo;相去不远，上海依然是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之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

他竟然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

这样的往事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却确实发生过。

面对同伴淋漓的鲜血，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发表了一则不显眼的告别政治的启事，从此选择了&ldo;文章报国&rdo;之路。

［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