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几句话，问过来，答过去，局势僵得一塌糊涂，到了第二个月底，他们停止了讯问，而要她把她和格兰的接触全写下来，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按日期无一遗漏地记下来。

乔红梅告诉密语者，在她书写三百多页的“忏悔录”

时，她对自己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发现。

她发现自己是个很难从一的女人。

碰上一个新异的男子，她会忘记一切地追求。

所谓新异，是能给她神秘的未知感，把她已知的命运打破的人。

她说，对她这样一个小村庄来的女孩，她向往遥远，向往一切不具有本地意味的事物和人物。

当格兰以奇妙的声调在课堂上说出“我爱你”

时，她就开始走火入魔。

这三个中国字让他一说，像是突破了它自身，成了语言表达的一个创举。

她说，格兰，这个年长我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子，打破了我已知的世界，打开一片广漠的未知。

在那片未知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触碰都有那么好的滋味……当我们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觉得我可以为之一死。

乔红梅说，或许那二百一十三位少女的知觉都附着在她身上了。

可怜她们不知她们永远错过了什么。

这人读完看红梅的信后，问她后来怎么和格兰重聚的。

两年后，她打了个越洋电话到格兰的办公室。

那是她仅有的有关格兰的线索。

电话上是格兰的留音，请致电者留言。

她只说，哈，格兰……她说不下去了，两年够多少次变心移情?她失去了军籍，失去了城市户籍，失去了丈夫和住处，在一个个体小公司做临时工。

她本想说，格兰，我爱你；两年前她和他从未顾得上，也没来得及说这句澄清名份的话。

她却说不出口。

9

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带一顶棒球帽。

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

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

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

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

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

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

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住着红梅的小臂。

“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乱伦案。

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揍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

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

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

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