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

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

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

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

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

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

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

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

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

知青。

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

已经被“解放”

，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

，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

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

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

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

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

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就足够。

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

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

婉喻羞怯地一笑。

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

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地细气。

婉喻递交入党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

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

她的入党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

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七十一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

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