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

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

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

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

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

（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

）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地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

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

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

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

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

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

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

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

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

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

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

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

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

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

我谈到国民党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

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