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

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

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

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

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

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痒的温和面孔。

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

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

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

全是我的过错。

我从诊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两截木桩子，载着我向前走。

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出了没体统没体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物价？他那双总是在讨主张的大黑眼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

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阴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

他的形体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

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见了。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

一个念头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头，竟是世海。

我愣住了。

世海变了个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镜，个头也高了。

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色接待他。

他说：上次的事体让你吃苦头，都是日本鬼子挑拨的！

他说着，看了看身后身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子说你已经把我供出来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有崇高感。

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台阶。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

其实到处都有他们的人。

小伙子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

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

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