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

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

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

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

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

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

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

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

那时我还在念高中。

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

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一九三八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

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

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

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

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

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把吧，我想。

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

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

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

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

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

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

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

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