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以“四五”

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

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

，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

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

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

》，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

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

，表现为对“文革”

的硬抵抗。

在“文革”

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

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

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

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

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

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

，表现为对“文革”

的软抵抗。

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

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

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

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

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

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

后的“自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