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

，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峒归顺朝廷的故事。

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板块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帝国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

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

“闽南语系”

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

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

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

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与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

所谓“南洋”

，就大体而言，“南”

者，华夏之南也，意指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

，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

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而深眼窝与高颧骨等诸多马来亚人种的脸型，则是印度人与中国人混血的产物。

至于“洋”

，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十六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

“洋火”

、“洋油”

、“洋葱”

、“洋灰（水泥）”

等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

从中原来到海南的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

。

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

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

还有语言：“老爸茶”

眼下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爸”

是bar的误解。

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

，“奥洒（球出界）”

，当然也分别是myball与outside的音译。

如果有人从事跨语际的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凡此种种，证明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洋文化圈，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所催生，对欧洲文化的接触与汲收，远比中原内地为早，至少早了一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