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分裂成好几百个城邦国家，哪有什么“民族”

？辨认身份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只知道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只知道你住这个村和我住那个村的区别，并不知“民族”

为何物。

“法兰西”

、“英格兰”

等等，都是很久以后才折腾出来的说法。

“爱沙尼亚”

这个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使用。

语言常常被看成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如果仔细考察，特定的语种其实不一定与民族有什么对应关系。

全世界最大犹太人群体、即德系犹太人，以前通用意第绪语，但这种语言后来恰恰被犹太复国运动大力排斥。

意大利在建国的一八六零年，国民中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意大利语。

这一类事实，总是被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民族”

并不是古已有之，更不是天经地义。

在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

是继城邦国家之后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因此它是现代欧洲的一个产物。

正如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是民主的一个载体——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并没有投票权；到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

还有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不可能见人就有一份，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

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象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民族国家。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了一种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入。

从那以后，“民族”

就出现了，而且常常与“国家”

同义。

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联合国”

，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

，即unitednations。

这种欧洲的组织方案应该说很成功，而且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

特别是在遭遇了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之后，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民族”

为号召，建立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