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胡杨和项凌江一起离开了沈阳。

一夜的促膝长谈，胡杨把自己未来几年的计划，几乎毫无保留的摊在几人的面前。

这个晚上没有人感到哪怕一丝的困意。

即使是被叫过来的孙福生和邢鹏也像打了兴奋剂一般。

虽然不是全部，但这的确是胡杨第一次把真实的想法摆在台面上。

由此可见，他对在场的几人的信任程度。

就算是最早接触到胡杨计划的邢鹏，也完全没有想到胡杨的目标会这么大。

大到已经超出了他能想象到的边际。

其他几个人也同样如此。

即便他们可能在见识和城府上，都要稍微比邢鹏好一点，但胡杨的所谓小目标，依然把他们都吓到了。

而真正吓到他们的其实还不是目标本身。

而是在胡杨的描述中，那个好像遥不可及的目标，好像还真的有可能达到。

这次胡杨带项凌江回北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就是北京人，而且还是大院的孩子。

三代以里就有十几个当过兵的。

复原之后他们大多进了穿制服的单位，也就是公检法国地税。

按照罗鹏程的说法，要尽量的把这事个人化，那还有什么比一个私人性质的公司更个人的呢。

也幸亏时间已经来到了1984年，国家政策已经开放，可以并鼓励个人注册企业。

换做一年之前，恐怕这事都不那么好办。

说起来1984年还真是特殊的一年。

后世很多人是都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的企业元年。

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显示，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

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海尔、联想、万科、四通、科龙、健力宝、正泰等企业均创建于这一年。

一大批日后引领中国商业潮流的公司，在这一年崭露头角。

就在这一年，下海经商和闯荡深圳成为青年人的一种潮流：王石在“偶遇”

那位老人家的4个月后，创办了万科公司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柳传志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科研人员，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简陋的传达室内创办了联想。

史玉柱毅然告别了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的机关生活，跑到深圳兜售自己编写的软件。

贵为军医大学教授的赵新先，带着自己研制的“三九胃泰”

跑到偏僻的深圳笔架山下创办了三九集团。

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发誓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他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

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李东生，则在惠州一个破败的农机仓库开始生产录音磁带；李书福和几个兄弟成立了冰箱配件厂。

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