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圳火车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三等小站，售票窗口只有一个，露天的候车室，四条棕色长凳，厕所是没有的，乘客若是想屙尿了，沙土路边远一点，杂草丛中，稻田里，尽可方便。

每天四五辆列车，广播员嗓门高点就可以把所有乘客通知上车。

车站门前的一个小广场，黄色绿色的的士、中巴和大巴像菜市场卖剩下的烂鱼一样，三三两两堆在那里，破旧不堪。

10月，天气渐凉，亚热带的气候，也抵挡不住寒流的侵袭。

“哐当哐当”

“呜呜”

一辆棕绿色的军列鸣着长笛，缓缓停下来。

田宗生，某部队17团的基建工程兵团长，从车厢第一个跳出来，他是一个性格澄澈的陕西汉子，身形矫健，古铜色的皮肤如黄土高原别有一番苍凉壮阔之美。

他说话时鼻音很重，就像吵架打枪一样。

“快下来，卸车！”

一群暗绿色军装的基建工程兵从车厢门口像雨后的蘑菇般涌出，齐刷刷向后跑，车厢的后面是建筑设备，有塔吊、车床、电工钳工等......

下一趟军列两天后就到，他们必须提前将所有的设备卸下，装好，腾出空间。

战士们坐了几天几夜的闷罐车，已经饱受舟车劳顿的煎熬，根本顾不上休息，也没有办法休息，时间太紧张了，必须在下一趟军列到达之前，把设备统统安置好，让火车开走。

田宗生心急如焚，拼命地支展双臂，顾不上和前来寒暄的深圳站站长多说一个字。

很快，整个车站，响彻着号子声，喧闹声，人一团一团，七手八脚，到了晚上，也是灯火通明，战士们若实在是累极了，想休息，但哪有什么床，只能铺个毯子，或者直接找处杂草茂盛的平地，再胡乱扯几把厚实的草枝，直接躺下去，也就呼噜睡个把小时，就又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卸车工作中。

1979年的深圳，也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叫它宝安县，这里实际上就为宝安县所辖，深圳在没有建市之前，仅仅是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

深圳这个地方，始建于清朝初年，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又称鹏城，曾经是先民之地，君侯之属的宝安县，秦汉后的郡县，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将九龙租借给英国后，深圳便与香港九龙交界，成为边境一小镇，或者说是边陲小镇。

此时宝安县只有31.5万人，其中老城区2万人。

除了罗湖区有一些老旧的民居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杂草沼泽。

当地人戏称这里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

。

苍蝇多，蚊子多，沙井蚝也多。

除此之外的深圳，实在是一个令国人毫无印象的疆域边角，不过深圳河的另一边，就是香港，从笔架山，南山，蛇口等地都可以看到香港，以上呢，就是深圳给世界和国人的印象，毫不起眼，更不亮眼。

团长田宗生在来之前，听前期部队前来调查的干部们动员大家时，描叙过这些，但同时也说在深圳临着香港的罗湖地带，灯红酒绿，也很繁华的。

但他现在顾不得想，卸车整整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田宗生纵使铁打的，也受不住，也不想其他的事情。

到达深圳站第三天上午，开始前往安置区的行军那天，大雨下个不停。

安置区在安托山南，通往此地的唯一土路，早已经泥泞不堪，软泥裹着硌脚的石子渗进鞋子，狂风暴雨不停的抽打着战士的脸，战士们负重前行，军用卡车陷在泥沼里空打转……十几里土路，17团硬是摸爬滚打了大半天。

在当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安托山南（现在的竹子林片区），这是远离原宝安县的一处荒山野岭，田宗生一路又急又累，再也撑不住了，摆摆手，对着副团长杨龙道：“通知大家，全体休息。”

说完脑袋一歪，对着路旁的一人多高的荒草丛中，躺了过去。

他知道，手下的兵，经历两天两夜的卸车，又步行了十几公里，终于到了安置地，都快扛不住了。

杨龙慌忙把田宗生抱住，此时发现盯了两天多的团长已经开始打呼噜了。

身后的高个战士见状，忙找了处更加平坦的草地，用脚一趟，窜出三条青蛇，把大伙吓了一跳。

硕大的蚊虫满天，嗡嗡到处飞，一打一手血。

有些新兵当时就幽默地说，“三个蚊子一两重，两个蚊子一盘菜，一叮一个大紫包，十天半月好不了。”

高个战士收拾了一下，搭了个简易的帐篷，和杨龙一起把田宗生放平了，其他的战士也纷纷躺下，这样的情况下，顾不得讲究啥的，太累了。

田宗生睡得很香，还依稀记得深圳市委前来迎接的干部不好意思的神情，毕竟，创市初期，开头难，杂事乱事太多。

梦中，他的眼角缓缓渗出泪水，战友们都知道了，基建工程兵很快就要裁撤，这是大势，大局，不可阻挡，过不了多久，他们一无例外，都将脱去兵装，成为工人，农民或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裁军百万，撤销了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缩减了军委工程兵。

就在这一次大裁军浪涛中，部分基建工程兵来到了深圳。

而田宗生所在的，就是来深圳的第一批先遣队，待时机成熟，他们很有可能会就地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