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时日志2045年12月15日我想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个本子上动笔，所以想要写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我不打算将这本日志上交，而是将它据为己有，不知道这算不算侵吞公有财产。

回国的那天我再次晕了船，但这次却清晰记得日期是2045年12月8号。

为什么不坐飞机？说实话我也在好奇这个问题，可这不是我现在想说的重点。

在回单位的一周之内，我连续写了5份评功评奖材料，包括周扬和阿迪的，都由我亲自主笔。

上交材料后上级的反应出奇地快，在当周就已经把抚恤金和各种功勋奖章准备好。

给全体牺牲战友举行过追悼会后，我便带着小熊和小白的骨灰马不停蹄地前往他们家。

当然，这种事只有交给我来办。

在去小白和大熊家的路上我做着深呼吸，脑海中一直彩排要对他们父母说的话，又翻来覆去地更改。

我仿佛即将迎来一场判决，这直接关系到我灵魂的生死。

可仔细想想，我其实才是那个判决者，当我亲口告诉他们父母自己的孩子已经牺牲时，就约等于将刀口架在他们父母的心头。

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悲痛和激动。

这种表现并非是不爱自己的孩子，或许自从大熊和小白选择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他们父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毕竟这是从忠诚于小家到忠诚于大家的转变。

我想在他们父母悲伤之余也会感到一丝欣慰，却又会在深明大义之后黯然神伤和苦苦追念。

小白的父母是典型的湘西农民，在我要告别时他的父亲只是简单地和我握手，然后给我塞了200元钱，让我在路上买些好吃的。

我婉言拒绝，可小白父亲将钱死死按在我的上衣口袋里，依旧没说什么，在他们眼里或许已经把我当成小白，希望我偶尔会回来看看。

我犹豫片刻，还是表达了想合影的意愿。

他们没有拒绝，于是我们将合影地点就选在平房门口。

小白父亲掸了掸身上的土，面色庄重地站到我旁边，小白母亲本不想参与，可还是被小白父亲呵斥过来。

她的眼睛有些肿，很不上镜，但还是整理了下衣物站到我另一侧，我本想把手搭在他们肩膀上，却想起我现在只剩一条胳膊。

我对他们说，我会常回来看他们，希望看到这张照片时你们就会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和小白父母截然不同，大熊父亲只是表示想在我离开前和我喝一场酒。

大熊家境殷实，父母受教育水平也高，我想他的父亲一定想借酒把隐藏在心里的伤痛都向我表达出来，有时文化人并不是真的有文化，只是更善于克制罢了。

我没敢答应这个请求，因为我怕自己也会在醉酒时突然决堤。

临行前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他，如果需要，我会随叫随到。

黎一凡的家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我没有拿遗像和骨灰盒，仅仅带着一枚勋章和存有抚恤金的银行卡。

刚从单位门口出发后，我就在街拐角把黎一凡的遗像烧掉，因为直到现在我都相信他还活着，而且应该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