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的都是康熙年间对内对外硬方面的麻烦，但对内从中华民族诞生之日开始，便有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麻烦——黄河水患。

明潘季驯所治理河患的故事还历历在目，治河地区的潘公祠也如同武侯祠一样，在人们心中有所重量。

其实黄河并不是一个有感性的思维实体，也并非存心与中国人作难。

它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沙漠，还有经过黄土高坡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和黄土；另一方面就是到达了孟津以后那么地势相对平坦，水流不快，泥沙沉积下来，越来越厚，河床也越来越高，只能“改道”

。

自东汉以后，治理河患的越来越多的河道官僚中的糊涂蛋，摒弃了大禹治水的“疏、浚、导、引”

的四字方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用因治水无果的鲧的办法，非要去筑堤来堵。

而“改道”

也就成了小规模、象征性的改一改罢了。

堤坝修筑的越来越高，这样就让黄河的若干个“泽”

全被隔绝，最为可怕的是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也被堵了，这样那么多黄河之水往哪走呢？怎么能不“发火”

呢？

康熙继位的时候，当时的黄河所走的路是和今天的地图上黄河不一样的。

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的时候，黄河决口的事情一直不断绝于河道的奏章中，其中康熙九年四月的时候那一次，尤其厉害，淮安、扬州两府各县（要知道现如今的黄河是不走这边的）的土地被淹的所剩无几，要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发达，农民以土地为最主要的收入甚至唯一收入，没有收入的时候，佃农还需要交税给地主，最后只能成为逃难的难民，在没有吃的时候，只能是“民大饥，皆相食”

。

既然有了水患，就治理呗。

当时的河道总督叫王光裕，用的方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搞了七八年之久，毫无功效，相信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民众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

康熙十六年二月，王光裕被免职，即位河道总督的是靳辅。

他是汉军镶黄旗的人，曾经担任过安徽巡抚，本来他对治河没有什么研究，但为人处事稳扎稳打，想要把黄河治理好，并且物色到了一个浙江钱塘人陈潢。

靳辅从康熙十六年治河到了康熙二十七年，十一年的时间里，还是完成了不少的工程的。

首先，他在淮阴以东的黄河两岸，修筑了建筑的堤坝，一直造到了距离海岸的只有二十里的地方。

其次，他加强了加强淮阴以西的堤坝，让水能够更为集中，更加有力的去冲刷河床的泥沙，这样以后，黄河获得了淮河的助力，居然能够冲刷掉自身积累的泥沙，奔流到海不复回。

再然后，他知道运河关系到了国家的漕运，不应该长时间因为黄河的问题而中断，他除了修筑运河的闸口以外，还花费了很多的银子去加开了一段新河，称为“中河”

。

在这项工程完成了以后，漕运也开始畅通了起来。

最后，为了保护黄河周边各县的农田，防止再次溢出来黄河的洪水，修筑了许多的“减水坝”

，在堤下开了若干个小口，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放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护农田，甚至还可以在农田缺水的时候，给农田灌溉。

以上四项着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此时，朝中直隶巡抚汉军旗于成龙反对他，说他用钱太多，说“中河”

并不能通行船只，说“减水坝”

会造成以后的决口（这着实是有罪推定了），总之，就是说他的治理方法不合理不正确。

康熙无奈之下，将靳辅召回北京，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让他和于成龙等在宫里的乾清门当面辩论，康熙亲自主持他们的这场辩论会。

靳辅的办法虽然很对，但辩论却失败了，原因呢不是他不会说话，而是于成龙在北京这地界比他更有人附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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