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檄文也反映了李自成在各部起义军中，业已享有领袖的地位。

他自称&ldo;本营&rdo;，下文却宣布&ldo;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rdo;，表明到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同罗汝才、革、左五营之间的关系，已从联营作战向建立一支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军过渡了。

第二节起义军的走向统一和&ldo;罗、贺事件&rdo;

同许多史籍的记载相反，明末农民起义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逐渐实现的。

大量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那种把高迎祥描绘成前期的各部义军的共同领袖，在他牺牲以后李自成又被推举为&ldo;闯王&rdo;、继承领袖地位的说法，根本违反事实。

直至我们在这里所述说的各部义军建立统一领导之前，各部之间只有偶尔的协同作战，而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统一领导。

然而，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

从崇祯十五年夏天起，经过长期时分时合流动作战的各支起义军，终于在李自成的周围逐渐走向统一。

攻取开封时，李自成已被推举为&ldo;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rdo;。

到南下湖广襄阳等地区时，李自成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ldo;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rdo;，从而出现了百川分流，同归于海的兴旺发达局面。

当时，除了张献忠部以外，各支起义军都听从李自成的号令。

罗汝才在实力和威望上仅次于李自成，被推为&ldo;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rdo;，但不得向全军发布号令。

统一号令是义军实现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统一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保守性。

各营领袖长期习惯于各掌各的盘子，遇事自作主张，现在要转到遵命而行；原先是平起平坐的战友关系，各营之间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保持着行动的完全自由，现在却要改为严格的上下级从属关系。

这对于具有小生产者狭隘性的农民领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特别是象罗汝才和革、左五营中的马守应、贺一龙这几位实力最强的领袖来说，更不容易做到放下架子，听命于人。

从李自成和罗汝才的称号中，就预示着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个称&ldo;奉天&rdo;，一个称&ldo;代天&rdo;，天岂可代？这种不稳定的统一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爆发为公开的对抗。

最终不得不以李自成处死罗汝才、贺一龙的方式来解决统一过程中的这个矛盾。

罗汝才和贺一龙被杀的经过，由于是起义军最高领导层中的内部斗争，确凿情况不易为外界所知。

各种史籍的记载因消息来源不同而分歧甚大。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三月初，李自成以设宴为名，请罗汝才、贺一龙到老营赴宴。

罗汝才心怀疑惧，借故谢绝；贺一龙却应邀而至。

席间，李自成即命埋伏在左右的士卒把贺一龙处死。

次日清晨，李自成亲领精骑一百余人来到曹营，说是有重要事情同罗汝才商量，进入罗汝才的卧室后即将罗杀死。

接着向曹营的将士宣布罗汝才&ldo;通敌&rdo;的罪状，说明处决是迫不得已15。

在李自成领导下实现起义军的统一，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

为什么在统一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竟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演出了一幕幕血光剑影的场面呢？除了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以外，地主阶级的插手，多方施展反间计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ldo;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

&rdo;说明明政府早已侦知李、罗之间存在隔阂的情报。

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去扩大和加深义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挑起义军内部的火并。

侯恂在疏中就建议，应该&ldo;伺隙设间，溃其腹心，贼必变自内生。

&rdo;16在这以前，大学士薛国观为朱由检起草的诏书，就曾经&ldo;谕河南总兵左良玉、陈永福，以数千金行反间，使自成杀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