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堵御起义军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官军作战中，起义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

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

兵部指责&ldo;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

&rdo;（54）河南的乡绅们向朝廷请求，由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

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起义军的围剿。

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

可是，这时朱由检还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

他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这件事进一步暴露了朱由检独夫民贼的反动本质。

他的统治越是不稳，就越不相信人。

在他看来，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派到军中充当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

实际上，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

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

所谓&ldo;监纪功过&rdo;，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

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

以惩治阉党而一度博得好评的朱由检，在失望之余，终于走上了万历、天启两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义军在畿南地区同官军作战互有胜负。

由于当时起义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

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请求朝廷&ldo;早行剪薙，毋轻视贼。

&rdo;（55）朱由检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

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

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56）。

王自用在王嘉胤牺牲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

后由于明官僚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

据某些史籍记载，他本人也曾发生过动摇，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图（57）。

尽管如此，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

明河北兵备道曹应秋就说过：&ldo;惟紫金梁死，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此贼似能统领诸贼也。

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

&rdo;（58）这说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义军处境的困难。

崇祯六年冬，明政府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区。

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山西、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59）。

起义军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

于是，起义军首领们竭力谋求摆脱困境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