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雍正帝鼓励百姓垦荒，然而垦荒是一个有着复杂牵涉的问题。

土地国有自然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地方官代天子治地方，俨然是土皇帝，土地国有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土地官有。

农民报垦，要给地方官好处费，否则便难以报垦，有时垦荒甚至比买田还要贵。

在这种情形下，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打压，垦荒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即使是已垦荒地，农民也不愿呈报而加以隐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雍正帝下令，允许民人因地制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

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帝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著为定例。

然而在报垦荒田数目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的地方官为了显示政绩而谎报垦田数字，&ldo;以虚粮累民&rdo;。

有的则按现有耕田加赋，以多征之税，虚报垦田。

当王士俊接任河东总督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

雍正帝在晚年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乖张。

他指出，地方上报垦荒，有的以多报少，有的以少报多，或将已垦之地重报，荒熟地亩不分，混行造报，要给予不同的处分。

为了解决新垦田地隐匿太甚、田土纠纷太多的问题，雍正帝决定采取清丈田亩的方法。

清丈田亩，古已有之，但历来难以真正实行。

这是因为一旦清丈土地，必然触及很多方面的利益，地主豪强和平民百姓都想将新增田地隐瞒下来，以逃避赋税，所以不惜一切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阻挠。

雍正帝对此早有预料，在四川清丈田亩之前，他曾说过：&ldo;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视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万妥，然后举行一二处。

&rdo;他并不想进行太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使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因而只是将清丈作为一种补救措施随机应用。

雍正六年（1728年）时，雍正帝派刑科给事中高维新等去四川丈量新垦田地。

但由于清丈官员借机生财，受贿放卖，被当地不愿清丈的豪强抓住了把柄，借机反对。

垫江、万县一千多人拉起旗帜，不许丈量；垫江、忠州等地杨成勋、王可久等人聚众闹事，意欲暴动，被地方官事前察觉，杨成勋见事败露，惧罪自缢，同伙杨成魁等供称此事起因于&ldo;戊申年（雍正六年）奉旨清丈民田&rdo;。

九年（1731年），雍正帝命四川减少额粮较重的州县田赋，这是针对清丈田亩过程中由于官吏的不法行为在民间引起抵触情绪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综上所述，雍正帝在奖励垦殖，发展农业上倾注了巨大心血。

特别是在推行垦荒令的同时，能够坚持到底，并能针对实行改革过程中的漏洞和错误及时加以补救和纠正，作为一代有创见的封建君主，他的功绩将载入史册，受到后人敬仰。

为民生利，兴修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