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最先推行耗羡归公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省的耗羡率就由原来占正税的30～40％降到了20％，雍正四年（1726年）又降到了13％。

山东在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耗羡率高达80％，农民负担相当沉重，后来降到了18％，到雍正六年以后又降至16％。

河南同山东一样，原来的耗羡高达正赋的80％，到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耗羡归公后，一下子降到了13％。

其他大多数地区一般在5％～15％，耗羡率均较低。

耗羡归公之后，收入由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为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弥补国家亏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

雍正帝实施的耗羡归公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首先，耗羡归公扭转了康熙王朝后期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

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羡银从过去的暗取变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

其次，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

耗羡归公后，中央政府每年都从耗羡中提取相当一部分用来填补国库亏空，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的稳步增长。

据统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六十一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

再次，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转归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以中央的名义统一拨付，或作为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弥补地方亏空，或用于赔补国库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耗羡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控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坐收坐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

实行耗羡归公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耗羡归公后，各省耗羡率一般在10～15之间，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少了许多，人民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

所以说耗羡归公既养了官，又安了民。

总的来说，耗羡归公是雍正年间推行的一项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国力充盈，从而为后来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设养廉银，杜贪贿行

在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大部分的耗羡银用在了补偿地方钱粮亏空的方面。

后来，在亏空基本上被补足后，部分耗羡银就被转到了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上。

所谓&ldo;养廉银&rdo;，是指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办公中的实际问题，体现皇恩，从而在使他们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不贪污，保持廉洁奉公。

&ldo;养廉银&rdo;制度是基于清朝官吏俸禄比较微薄这一事实而实行的。

清朝在京官员每年的俸银，一品官为180两，二品官为150两，三品官为130两，四品官为105两，五品官为80两，六品官为60两，七品官为45两，八品官为40两，正九品官为33两l钱，从九品官为31两5钱。

另外，还按每两俸银给禄米一斛。

在外文官俸银同于在京文官，但没有禄米；武官俸银只及在京武官的一半，即使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一年的俸禄也只不过180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