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我的人又说&ldo;演讲述一下你在杜诺万那儿的工作情况。

&rdo;

我回答他，现在实在是无可奉告，这是我们内部的纪律。

未经我的上司同意，我无权透露我全部工作的细节。

&ldo;你就不说细节，谈谈大致情况吧。

&rdo;他提议道。

我粗略地谈了谈我是从《邮报》社进入战略情报局的，在新英格兰学过西斑牙语和葡萄牙语。

1940年我在荷兰工作，还勉强学会了德语；尔后又在非洲呆了些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他还问我是否受过嘉奖，我说受过两次，他对此颇感兴趣。

他又问我在新英格兰还学过什么。

我说，从童年时起，我就对法国革命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父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因为我母亲是法国人。

他点燃了一支烟，继续问我受谁的派遣以及与法国共产主义地下组织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我说。

如果他知道这些事实，那么也应该了解是选派我去做这项工作的。

&ldo;斯帕克先生，在你的档案上写着这是由你提出建议的。

&rdo;

不错；是我，我想。

我沉吟了一下，我记得奥尔索普是如何向我转达麦克的指示的；甚至还记得，1944年4月初他在伦敦的&lso;丘吉尔&rso;饭店的咖啡厅，对我说的这件事。

当时我们在诺曼底准备登陆。

接待我的人还问我究竞与刚一位法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

我说，我被派到那里时是在5月，当时纳粹分子已占领了法国，我与法国共产党都是秘密联络。

在他们那里，他们叫我&ldo;皮埃尔&rdo;，而我称他们为&ldo;约瑟夫&rdo;和&ldo;马德林。

&rdo;

&ldo;但你和他们见面的时间是在我们解放了法兰西之后．对吗？&rdo;

&ldo;不是。

&rdo;

&ldo;这就怪了。

&rdo;

&ldo;我们进入沦陷了的巴黎只呆了九天，被重新派到葡萄牙去了。

&rdo;

&ldo;在巴黎不是发生过抵抗运动吗？&rdo;

&ldo;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