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许多新国家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实际上，较穷和最不发达的新国家甚至连最小的科学进步都不可能取得。

不过，另有一些新国家已拥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

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们已在科学方面分别获得1个和2个诺贝尔奖。

印度一开始就拥有最强大的科研基地，因为英国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巨头贾姆希德吉&iddot;塔塔于1905年创办了印度科学院。

它的活动范围在印度独立后得到了扩大，因此，印度的科学已开始在各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同大多数共产党政权一样，将国民收入的极大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

对科学的进步来说，同正式的计划和学院一样重要的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在非西方地区人民大众中的逐渐传播。

在马来亚，边远落后地区的巫医治病时除使用传统的咒语外，还开始依靠现代医学。

在接受了政府机构关于抗疟药、维生素药丸、消毒剂和卫生基本知识的指导后，他们戴着表明他们享有作为&ot;医生助理&ot;的新地位的毕业证章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现在，他们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识和急救药箱，尽管他们在治病时仍同时使用古老的咒语而使科学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样，在中国，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协会到1964年时已有会员30万名，他们是教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协会还出版了几份发行量很大的科普杂志。

英国一位科学家在1965年访问中国时报道说：

过去，农民们把庄稼得病看作是天祸，对得病的庄稼不采取任何措施。

现在，在我所访问的公社里，每个生产队都对社员进行了训练，让他们认识最普通的虫害和各种类型的作物病害，并让他们懂得在发现病虫害时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在中国各地，人民正在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人类不仅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还能利用这种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的意义还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欧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

这种政治觉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国灭亡中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见第二十七章）。

但是，民族主义决不是从西方吹来的唯一的一股风。

其他各种主义也正在包围全球，其中包括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立宪主义曾因民主主义热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时。

不过，议会政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向军事独裁统治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党统治屈服了。

应该指出，这种趋势在欧洲也是大有先例的。

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欧和东欧各国到1939年时已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

当时，出现了与纳赛尔、苏加诺和吴奈温将军酷似的人物‐‐斯托亚迪诺维奇、迈塔克萨斯和毕苏斯基元帅。

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样，之所以能强行建立各自的独裁统治，也是因为议会制度腐败无能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特征：民众正在逐渐觉醒并活跃起来，不管他们是否正在正式参加自己的政府。

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实质‐‐上帝注定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古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

更概括地说，它意味着用现代主义的合作、知识和主动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隔绝、无知和默认。

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国记者的下面这段报道中得到了生动、明确的说明，这段报道描述了一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埃及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