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

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

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

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

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

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ot;大汗之城&ot;，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

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iddot;波罗和马费奥&iddot;波罗。

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

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

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

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

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iddot;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

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

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

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

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

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

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ot;高级教土房间&ot;的修道院。

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

但是，正如马可&iddot;波罗所说的那样：&ot;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