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

士升上言：&39;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

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2。

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

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3，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4者也。

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39;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ot;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ot;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ot;，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ot;书&ot;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ot;富者兼并小民&ot;，而&ot;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ot;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

钱受&ot;切责&ot;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ot;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ot;他所代的&ot;天下&ot;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ot;命&ot;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ot;搜括臣宰&ot;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ot;助饷&ot;吧。

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

灾民得救，兵食有着，&ot;寇乱&ot;决不会蔓延。

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

看崇祯&ot;切责士升&ot;，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ot;要誉&ot;方式，&ot;放之已足&ot;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ot;汲汲&ot;的&ot;要誉&ot;专家。

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

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ot;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ot;（《明季北略》卷二十）。

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

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ot;流寇&ot;，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

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

&ot;流寇&ot;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

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ot;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

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非附闯也，苦兵也。

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

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

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

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39;剿兵安民&39;为辞。

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

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

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

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