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

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

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

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

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

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

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

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

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

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

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

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

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

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

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

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

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

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

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

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

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