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

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ldo;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rdo;。

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

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

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

我自称&ldo;散工&rdo;。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ldo;散工&rdo;。

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ldo;散工&rdo;之名，可以逃会。

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

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ldo;散工&rdo;。

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ldo;散工&rdo;，直到&ldo;三反运动&rdo;。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

她在爷爷发现&ldo;读书种子&rdo;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

我们&ldo;造反&rdo;，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

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

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

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

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

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

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

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

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

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

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

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

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ldo;他以为我要做&lso;南书房行走&rso;了。

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rdo;

&ldo;无功无过&rdo;，他自以为做到了。

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

若不是&ldo;文化大革命&rdo;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