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

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端芬）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

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

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

时李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

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

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

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

所谓&ldo;新进喜事之徒&rdo;，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

而对&ldo;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rdo;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

事体已极繁重。

而同列又甚不易处。

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

谓&ldo;林则随事皆欲取巧&rdo;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ldo;强令改换三四次&rdo;，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ldo;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rdo;两语，亦深可注意。

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

如刘光第家书所言：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

因有&ldo;参与新政&rdo;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第三章狱中壁诗（3）

可知所谓&ldo;参与新政&rdo;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

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

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

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

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

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

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

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

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

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

此所谓&ldo;可行&rdo;，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

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ldo;老谬昏庸&rdo;之大臣，&ldo;而又不致有拂圣意&rdo;的善策，才谈得到。

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ldo;时务条陈&rdo;的任务。

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ldo;军机大臣代递&rdo;，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

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