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

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支，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

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ldo;上头&rdo;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

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ldo;上头&rdo;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

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

秦桧门下有&ldo;十客&rdo;，穆彰阿门下有&ldo;十子&rdo;，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ldo;穆门十子&rdo;之数，自然熟知其事。

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

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ldo;夹片&rdo;，说是&ldo;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

&rdo;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

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ldo;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rdo;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ldo;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rdo;

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ldo;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

&rdo;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

皇帝批示：&ldo;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

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rdo;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

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ldo;留浙变价&rdo;，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

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

说。

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

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ldo;已经出奏&rdo;，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

其实，&ldo;已经出奏&rdo;这句话，根本是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