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ldo;看米色&rdo;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

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ldo;随帮交兑&rdo;。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ldo;通关&rdo;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ldo;私费&rdo;，就是他个人的&ldo;好处&rdo;，私费议妥，再议&ldo;通帮公费&rdo;，是全帮的好处。

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ldo;过淮&rdo;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

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

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

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十两。

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

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

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ldo;青帮&rdo;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ldo;海底&rdo;名为&ldo;通漕&rdo;，并不是世俗所称的&ldo;通草&rdo;。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

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

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

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

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ldo;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rdo;，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

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

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

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ldo;臬司&rdo;，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

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ldo;捕盗&rdo;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

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

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

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

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

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

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ldo;纱帽&rdo;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ldo;红包&rdo;过去。

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

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

否则，耽延了&ldo;天瘦正供&rdo;，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ldo;整&rdo;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