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乾隆朝又有所抬头。

特别是尹嘉铨这样以道学自命的&ldo;道学家&rdo;，更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ldo;独传心法&rdo;，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宣扬自己的独特见解。

乾隆认为，这是&ldo;盛世&rdo;的一大威胁。

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

及至乾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

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

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乾隆是坚定支持的。

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

正如鲁迅所说，&ldo;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lso;太平盛世&rso;之累&rdo;。

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

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

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

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

如此，&ldo;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rdo;。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ldo;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

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rdo;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

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

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

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ldo;正统&rdo;之争，煽动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ldo;罪证&rdo;，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

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ldo;大逆&rdo;实迹。

他们知道，这个&ldo;道学家&rdo;、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ldo;永垂青史&rdo;，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ldo;反动问题&rdo;。

他们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ldo;三品大员&rdo;的面子，为了&ldo;泄公愤而快人心&rdo;，将其&ldo;严加夹讯，多受刑法&rdo;，以拷问&ldo;其究属何心&rdo;。

在夹棍之下，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

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

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

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