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

对民间宗教和结社，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

乾隆说：&ldo;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

&rdo;（《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说：&ldo;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

嗣后凡有干涉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

&rdo;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

乾隆却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

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

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

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

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

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

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ldo;垄断&rdo;文字狱&ldo;专利&rdo;的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

一是为人不安分，&ldo;出位妄言&rdo;，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ldo;邪书&rdo;&ldo;图谱&rdo;，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ldo;托梦&rdo;&ldo;天命&rdo;&ldo;下凡&rdo;等，举止荒唐，&ldo;妖言惑众&rdo;。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

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ldo;失意文人&rdo;。

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ldo;失意文人&rdo;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

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

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

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ldo;失意文人&rdo;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

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ldo;失意文人&rdo;。

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

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ldo;割辫案&rdo;。

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ldo;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rdo;。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ldo;满怀好心&rdo;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ldo;以昭炯戒&rdo;，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ldo;不安分&rdo;之心。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ldo;总一海内，整齐万民&rdo;，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

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

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

而对&ldo;妄议国政&rdo;，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

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

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