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

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

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

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

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

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ldo;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rdo;。

（《啸亭杂录》）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

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

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

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ldo;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rdo;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

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ldo;苗疆事务&rdo;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ldo;改土归流&rdo;政策。

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

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ldo;改土归流&rdo;中措施不当所致。

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ldo;抚定苗疆大臣&rdo;，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

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

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ldo;错误&rdo;，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

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

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道：&ldo;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

&rdo;

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

乾隆一怒之下，以&ldo;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rdo;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

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ldo;鄂党&rdo;之人。

他们认为这是反攻&ldo;张党&rdo;的绝好机会，许多&ldo;鄂党&rdo;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

特别是张广泗，他到了贵州后，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ldo;大罪&rdo;。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

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ldo;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rdo;，&ldo;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

&rdo;虽然张广泗一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

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

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

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

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ldo;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rdo;的平衡策略。

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