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

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

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

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

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

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ldo;硕鼠&rdo;，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ldo;民脂民膏&rdo;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ldo;官逼民反&rdo;这个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ldo;宽&rdo;并不是毫无尺度的。

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

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ldo;庆成灯&rdo;，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

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

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

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ldo;粘补&rdo;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

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

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

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ldo;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rdo;，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

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

&ldo;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

&rdo;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

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

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

（《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ldo;因循不振，不求进取&rdo;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

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

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

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

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

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