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

在曾国藩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

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这一举动。

毕竟在他心中，汹汹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

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ldo;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

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

&rdo;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

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与弟弟信中写道：&ldo;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

&rdo;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ldo;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

&rdo;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

四月初九日，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ldo;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rdo;

曾国藩既然伸出了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

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

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

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

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

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

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

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

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

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

如须此者，当为觅之。

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

近代草筹饷一疏，附上，乞教之。

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