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ldo;再至江西，人人惬望&rdo;，从此他用人筹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他自己也满意地说：&ldo;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rdo;

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曾氏早年奏折，&ldo;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rdo;，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

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

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

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ldo;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

&rdo;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ldo;不能草草一出。

&rdo;惹得皇帝大怒，批评挖苦他道：&ldo;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

&rdo;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ldo;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葸不前之罪。

&rdo;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说：&ldo;汝之心可质天地，非朕独知。

&rdo;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

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ldo;仍当即赴军营&rdo;。

曾国藩的复奏却称&ldo;自问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rdo;，不能再出，且说&ldo;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rdo;，大有与皇帝一切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

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

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起程了。

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ldo;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rdo;。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

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ldo;同流合污&rdo;了。

晚清军队，&ldo;滥举&rdo;之风很盛。

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